陶渊明是东晋时期的著名诗人、文学家，他的诗与文皆优，特别是他的田园诗清淡平和，感情真挚，一扫西晋以来空洞绮丽、无病呻吟的颓唐诗风，历来倍受赞扬。他留下的百多首诗歌、十余篇辞赋、散文脍炙人口，至今仍广为流传。今天我们初高中的语文课本中就选有他的诗篇和散文，尽管篇幅不多，但是隽秀清新，深受广大师生挚爱，陶渊明也因此仍光耀在我们心中。
陶渊明的诗和文诚然是永远值得赞赏的，但应该点明的是他倍受盛誉的真正原因并不仅仅是他的诗文，而是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傲骨，是挂冠归隐，不从流俗，甘心“守拙归田园”的人格。在那个朝政腐败，豺狼当道，贪官污吏弹冠相庆的黑暗时代，诗人无法实现自己的“兼济苍生”的抱负，为保自己的清白，“独善其身”而激流勇退。相形之下，的确难能可贵。千百年来他因此受到世人的崇敬，一些失意的人也多加仿效。时至今日，仍然有人想学他“守拙”“归隐”（但又不愿意“种豆南山下”）中学生的作文中，常见些歌赞陶渊明的高腔丽句，把陶氏吹捧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这实在是一些人溢美误导的结果。我们当明白：陶渊明当年挂冠归隐实在不是自觉自愿的选择，而是出于无赖，出于愤懑，他归隐之后也绝不是悠哉乐哉心静如砥，更不是怡然自得其乐无穷。何以见得？只要我们细细品味他的《归去来辞》和回家后的一些诗章，我们就能体味其中的隐情。
首先，我们不难看出，他归隐并非真地出自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在《归去来辞》中，诗人虽然开宗明义，把他归隐的理由层层道出，始为“田园将芜”，继为“心为形役”（不愿做官的心被做官的身奴役，形同受罪），又继之以“悟已往之不谏”（昔日的错误不可挽回了），“知来者之可追”，然而关键是“知今就是而昨非”的“非”字。“昨”怎么“非”呢？昨是怀抱满腹经纶，跻身士大夫之林，而求升斗之禄，可怜又可鄙。陶渊明本出身于官宦之家，曾祖陶侃就曾任晋之高官，但是到陶渊明时，家道早已败落。而当时的东晋朝庭奸臣弄权，谋职在朝要人，而且特别讲究门阀（姓氏和家祖背景），早已降为寒士之族的陶渊明尽管有经天纬地之才，按当时的制度和背景也只能和一些出身庶族的士子并列，官小俸微。陶曾“辞职归隐”，但农村凋敝，“耕植不足以自给”，又难奈凄凉，于是再次出来谋官，好不容易才弄了个彭泽县令。我们不知道他在“令”上的政绩如何，仅知道他干了81天，因不愿“束带恭迎上司”才“挂冠”而去……可以想见，如果家道不衰，或者官运亨通，即使田园真的荒芜也不会“挂冠”的。显然，他的归隐既不是由于“济苍生”的宏图大志不能实现（上已说，我们不知其政绩），也不是真地不愿意作官，只是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不甘心当小官，挂冠是他的硬气使然（仅就这点也是极可佩的），因此如果一味地歌颂他毫无仕途之趣，清高不朋，“性本爱丘山”，实在有悖他的真实。
其次，我们也不要以为陶渊明归隐后真地怡然自得悠哉乐哉。然诚，《归去来辞》反复表达了他的喜悦，什么“园日涉以成趣”，什么“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忘忧”，还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实，我们不妨正面文章反面看，“入于书又出于书”，觅其言外之意，我们就会听到他心灵痛苦的颤音。他并不平静，在《归田园居》中，也流露了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他总是用自解自慰的方法平息每一次的心潮。文中“曷不委心任去留”（为什么不按自己的心意决定去与留呢？）正是心情反复的流露，而“胡为遑遑欲何之”（为什么还心神不宁地追求什么）也道出了诗人时而想到往昔，似又欲仕的矛盾心情。而“帝乡不可期”正是对自己时而勃起的求仕欲的饰辞。隐者难隐，逸士难逸，人非草木，焉能无欲？况且陶渊明本是高官之后，少有壮志，又怎能没有跻身仕途，光耀门庭，实现富贵荣华的宿愿。因此，他二十九岁时始仕，做官十多年，不得志，才萌生了“静念园林好，人间良（确实）可辞”的想法，辞官归隐，但不久又出来做官，由于更不得意，才愤而挂冠而去。在整个归隐岁月，特别是再度归隐的最初时月，他的心情是非常怅惘矛盾的，常常“倚南窗”，“引壶觞”，“抚孤松而盘桓”，借以消闷；又常“命巾车”“棹孤舟”，使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他似乎非常自在散漫，如野鹤游云，然而内心很痛苦，在一些诗中甚至明写出来，如静夜“不眠知夕永”，白天“挥杯劝孤影”，时而感叹“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鲁迅先生曾说：“倘要评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照顾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况。”对于陶渊明这样一位声播寰宇光耀越千载的诗人隐士，我们给出以充分的肯定和赞赏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时也应顾及他的背景和影响，实事求是，力争真正理解，准确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