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户千家欢腾的鞭炮声中，一声递一声的除夕钟声犹如一记一记重锤锤在我的心上，让我那么痛楚而真切地感知到，又一年过去了。二十年前的一幕在反复地温习中历历在目，清晰如昨。
晚饭之后，母亲摆上了零食，奇怪的是不似往年种类那么多，独独只有花生；父亲在火盆旁边堆积的片柴有小山那么高，一时半会绝对烧不完；家里少了历年来热热闹闹的气氛，沉闷且冷清。临近午夜，远远近近的村落间陆陆续续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越发衬托出我家的寂寥。见此情景，妈妈率先打破了静默：你大伯怕是熬不了几天吧，我昨天傍晚看见他来着。我当然明白妈妈所谓“看见他”是指看见了我大伯的魂魄，头皮发麻，脖子一下子凉透了，甚至疑心身后有什么出现，却没有胆量回头望去，直往妈妈怀里钻，嘴里叨咕：“妈妈，别吓我！”妈妈捋着我的头发：傻孩子，大伯怎么会吓你呢？他只是不放心，最后回来看看我们。大多数人是害怕甚或忌讳谈论死亡的吧，我尤其如此。我所没想到的是新年的第一天早晨，接到报丧消息的我赶到大伯家时，不是像舅舅去世时一样躲在母亲身后，害怕得连眼睛都不敢睁开，而是在姐姐们惊天动地的哭声中，沉静地坐在大伯的床边，凝神细视着他蜡黄的面庞，一度还将他露在被子外面的指尖轻轻拎起，缓缓送入被里。那一刻，我的手上没有感知到人们通常所说的冰凉，惟有心里的冷硬一点点爬向喉咙。
五姐哭得最为伤心，因为大伯是替她家码柴摔下来的。那种码柴方式比较特别，首先在自家门前选择一棵大树，然后以大树为中心，将一捆捆柴禾绕树码起来，柴垛底下要留一定的高度以避免雨水打湿沤坏了柴，码放好的柴垛像是一个宝塔，七十二岁的大伯大概是累了，站在“塔”顶时不小心栽下来了。家里人都知道大伯为什么逞强的原因，因此并没有过多责备五姐。老实的五姐素来木讷，严厉而能干的婆婆为此很嫌弃她，即便生了两个儿子，五姐的境遇也没有多少好转，三十多岁的她连吃饭都不能坐到桌边。五姐夫惧于母亲的威严，在五姐受尽委屈时，哪怕一句不痛不痒的安慰也没有。亲家近，大伯怎么会不知道小女儿所受的憋屈？他从来不说什么，只是隔三差五去小女儿家走动走动，表面是去帮助做点农活，其实也是表明娘家是有人撑腰的。伯母因为大伯当初的识人不明和一直以来的隐忍，经常痛骂他，骂得急了，他才说：“我就是因为她老实才嫁这么近的。我可以去她家吵一次，能天天去吵吗？”虑事周密的大伯原是细腻的，如同他的码柴方式。他把最小最老实的女儿嫁到附近，更多的是出于保护啊！他也许从来没想到谦和有时候会给自己甚至家人带来麻烦。
大哥身上发生的事情足以说明这点。1965年，大伯把只有初中学历的十八岁大哥送去当兵，由于大哥承传了大伯的吃苦耐劳，兼之好学上进，最终做到了广州军分区后勤部长这一职位。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伯所在的大队一旦遇到什么问题，干部总是会带上大伯去广州寻求大哥的帮助，虽然报效桑梓之心人皆有之，大哥毕竟不是救世主，哪能事事帮到呢？久而久之，自然偶有烦言。大伯不仅不理不睬，而且有点变本加厉。八十年代的广州，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家乡人民奔向富裕的愿望如此强烈，一拨又一拨亲戚，一批又一批家乡的年轻人，从来没出过远门，来到举目无亲的广州寻找发展机会，在大伯的要求下，大哥家俨然成了接待站，作为“站长”的大哥不只是得无偿地提供吃住，还得想方设法利用、挖掘、开拓自己各种关系，肩负起为他们找到工作的责任。大哥也许没意识到，当初那些借助他单薄的力量走出大山的亲友乡邻们能盖起新楼房，是有着自己的功劳，他们的子女能读上大学是自己帮助他们开阔了视野。他是否想到，今天已然退休的自己回到家乡所受到的热情接待绝对不下于一个市长，是大伯一手促成的呢？
父亲兄弟四人，长兄早年夭折，二伯便升为大伯，为了躲避抓壮丁，奶奶将二伯过继到离家五里地的罗田郭姓人家，三伯五九年支援新疆建设，从此支撑家族的责任就落到父亲的身上。父亲年轻时不安于呆在老家做农活，赡养奶奶抚养幼女的重担就由个头不高的母亲一人勉力挑起。那时候，像父亲这样到处打工的人是要受到责罚的，有一年年关，生产队里就没发口粮。大伯回到老家，看到一家人凄凄惶惶，抱着孩子，领着奶奶，到队长家大闹：“我兄弟是出去了，但是我弟媳妇不还是照样务农？你不发弟弟的口粮天经地义，怎么能不承认弟媳妇的劳动呢？你要是不发也可以，饿死人你们负责任。你们家也有老小，你不给我老娘和侄女粮食，就让她们在你家吃！”是大伯的气势震慑人还是他的话让队长省悟到事态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抑或是队长良心发现，已经无从知晓。这次事件的结果是，我们家领到了应得的口粮。耐人寻味的是，我家人丁不太兴旺又无男孩承继香火，在村里受欺负在所难免，此后，再也无人敢肆意妄为了。妈妈常说，你大伯一生低调做人，像这样高调发飙只此一遭。
我的大伯话语不多，他对我的疼爱并不因此有所妨碍。我很小的时候，父母身体就不好，妈妈得了肺结核，缠绵病榻好几年，家里经济拮据可想而知。大伯家人多，挣得的工分也多，在外当兵的大哥经常会接济家里，伯母又持家有方，日子过得很是宽裕。每年年底，他家都要杀一头猪过年，此时，大伯会找出种种借口应付我精明而且有点小气的伯母，将四五斤猪肉藏在胸前，双手笼在棉袄袖子里送过来，走时还会塞上五块钱给我压岁，再三叮嘱那是第二年的学费，千万不能乱用。高考时，不争气的我落榜了。尽管我执意复读，但是体弱的父母无力支撑，加上村里人的闲言碎语：“女孩是人家的人，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只见挑箩筐籴谷，没见挑箩筐卖字的。让她回来帮帮你们，日子不就好过了吗？”原本对我复读犹豫的父母彻底动摇了，大伯获悉后，大发雷霆：“去了多的靠少的？苦了一辈子，也不在乎这一年两年。咱们家祖祖辈辈没出过读书人，她既然这么爱读书，保不准会脱了泥巴上岸呢？你们现在不要她读，她将来说不定怨你们一辈子。你们没钱就别管了，这一年的学费我来出。”家里的财经大权完全由伯母掌管着，他哪里出得起我的学费？百计千方之后，还是私下托人给他在广州的大儿子打电话，要他负责我一年的学费和资料。我一向拙于言语的大伯原是硬气的，为自己的事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