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不流俗往往容易嗜酒成性，借身外的辛辣浇心中的块垒，这也是人维持平衡的一种办法，晋代诗人陶渊明可谓是古已有之的人证，这位在文坛上和酒坛上都赫赫有名的陶老先生，出身官宦之家，长于动荡社会，29岁时当上了江州祭酒的小官，因为不满官场腐败，辞官归里。以后又几就几辞，41岁时为贫困所迫，当了彭泽令。
因贫而仕，陶渊明只不过把当官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他并非想以此发家致富。他不屑于为官，不合于官场的腐败。他的几进几出正表现了他无力回天的矛盾心理，痛苦心情。做彭泽令时，督邮来彭泽，县吏告诉他，应束带晋见。他顿时来了脾气，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解印绶去职”，再一次归隐田园。陶渊明如此目无“领导”，即使自己不主动辞归，我想也会被迫“下岗”的。
陶渊明做彭泽令，月俸只不过五斗米。但为官的俸禄含金量总会有些不同。目下放眼望去，月薪不足以支付烟钱酒钱的也大有人在，除此之外还仍然能过着优奢的生活，使人不能不想到这月薪以外的什么“猫腻”了。对此，陶渊明已经痛恨了一千六百四十多年，也许，“此恨绵绵无绝期”了罢。
陶渊明远离了污浊的官场，遁入了清静的乡野，不爱权和钱的他，从此爱酒又爱闲起来，整日跟酒过不去。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渊明之诗，篇篇有酒”，白居易说：“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可见这位大诗人不但嗜酒，而且把酒带到诗文中去了。
归隐田园后的陶渊明过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农家生活；做着“白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的恬静之梦；有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旷达心境。确也是不是神仙，胜似神仙了。
乡野饮酒，总有别样的情趣，陶老先生自然体会颇深，我们现在都市人也常以此为美事。
在报社时，我们几位同事也曾在一个秋日里，“力携一樽酒，齐就核伙沟”。那山美树美早已淡去，唯有在那山下小溪旁的篝火酒会仍“仿佛就在昨天”。
听水声听蛙鸣，小虫唧唧，松涛阵阵。大家团坐火旁，沐着习习晚风，伴着冉冉篝火，夜静月明，神清气爽，对酒当歌，陶然共乐，真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之感。孰不知我辈还有这样闲情逸致的时刻，这世上还如此悠然自得的人们。好了，我辈的暂躲都市喧嚣，偶得山乡野趣，又怎可以与“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的陶老先生同日而语呢？
归隐的陶渊明“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酣饮赋诗”成了他生活的主流。陶渊明虽不至于“饿死在篱笆旁”，但仍很清贫。一年的九九重阳节，陶家断了酒，这样的骚客，如此的节日，怎么可以没有酒呢？陶渊明自然“此情无计可消除”。他独自一人步出房门，在院子里的菊花丛中闷坐着，就在这“寂寞开无主”的当口，恰巧刺史王弘派人给他送酒来了。他连滚带爬去接酒，连屋也没进，就在菊花丛中大喝起来。
唐诗人王勃专为此写了一首诗，名曰《九日》：“九九重阳日，开门有菊花。不知来送酒，若个是陶家”。形象大于思维，你尽可以想象，那是一幅多么绝妙的山中美景、酒人图画。
如果陶渊明仍作着哪怕很小的官，我想也不至于此，所以我总觉得江州祭酒的那个官辞得有些唐突，管酒的事他还是胜任的。或许连“两袖清风，一肚子酒精”的官他也不屑一为，怕“近墨者黑”坏了自家操守。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但如果把五斗米酿成酒送给他，他会不会仍然挺直腰板昂着高傲的头呢？也许会吧。今理推不了古事，小人之心难度君子之腹。我胆小，我怕九泉之下的陶老先生对我及我的时代动肝火。
也许，我怕得有理！